明太祖朱元璋，原是一个布衣农民，却凭着自己的聪慧和毅力，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以农民的背景和朴素的生活方式，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明朝的大业。朱元璋的传奇经历，不仅展示了一个人的奋斗和拼搏精神，也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论出身贫寒，只要有梦想和勇气，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布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一个布衣出生的皇帝；
一个嫉贪腐如仇，严苛吏治廉政的皇帝；
一个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并行的皇帝；
一个强权政治、独断专行、过度极端的杀伐连坐，不惜会有冤狱的皇帝；
一个对官吏犯错和劣迹不能容忍，不徇情面、不念往昔战功，奉行轻罪重罚，惩罚大于危害的皇帝；
一个制定廉政法令，严格履行，保证了明初100年政治清明、官吏廉洁、经济昌盛、社会繁荣的皇帝。
一个建立特务机构，进行特务管理的皇帝；
一个敢于对腐败分子说不，敢于反问腐败官员：“焉知杀不完？” 以表明反腐倡廉决心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从一介布衣农民，依靠“农民起义”历经磨砺和奋斗当上皇帝的封建帝王。与他相似的还有“大顺皇帝”李自成。可惜李自成一当上皇帝后，他与他的手下，曾经一起艰难奋斗多年的农民起义军头领和将士们就立刻腐败变质、穷奢极欲、掠夺民众，最后仅仅在北京城作了41天皇帝，就被满清和明朝叛军，历史的拉下皇位，赶出北京城。
据说：李自成攻占洛阳城时，洛阳市民们箪食壶浆迎接闯王，因为那时人们“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而李自成逃离北京城时，北京城的市民们竟然帮助清军抓捕打杀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城后肯定是做了一些损害市民的坏事，才造成市民会对他们非常痛狠。而朱元璋则不同，他当上皇帝后，大力推行严格的吏制，提倡清廉吏治，鼓励农耕，受到底层百姓的欢迎和拥护；因此明朝在最初的一百年里，政风廉洁、生产恢复很快、经济繁荣昌盛；这样的政治取向也使得明朝统治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70余年。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一个社会底层不富裕的贫苦农民家庭。那个时候已经是元朝末年，元朝蒙古族统治已经完全抛弃了成吉思汗后期和元世祖忽必烈初期学习和实行的汉民族的进步和文明的封建王朝统治；而回归和复辟了前期的落后的游牧奴隶制的野蛮、掠夺、杀戮、民族压迫的统治方式。
因此，元朝中晚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加之统治集团内部和部族之间的争权夺利、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激烈。元朝权贵奢靡无度、荒淫奢靡之风成为元朝贵族和统治集团的普遍风气。这些都是元朝为什么仅仅维持不到百年；虽然通过勇武获得广阔的疆域，（1271年～1368年，征服庞大的疆界：西达黑海海滨，东囊括几乎整个东亚，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半奴隶半封建的大帝国），短短不足百年就灭亡的主要原因。当然元朝在建立期间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1345年，朱元璋17岁时淮北大旱，时疫流行，饿殍遍野，疫病十室九空。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皆病死；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在邻里乡亲同情和帮助下，才安葬了父母和长兄。为讨口饭吃朱元璋不得不入皇觉寺为僧，充当讨饭化缘杂扫的底层僧人，在淮西一带流浪三年。年少期间饱受贪官污吏的掠夺欺压和富豪恶霸的欺凌的经历；使朱元璋一生中特别的痛恨贪官污吏和富豪恶霸。
1351年，刘福通在安徽阜阳聚众发动农民起义，号称”红巾军”。
【机缘巧合，朱元璋掌握兵权】1352年，二月，濠州富豪郭子兴与四位农民头领在濠洲发动农民起义响应红巾军。
三月朱元璋投奔红巾军郭子兴部，因为人机灵，行事勤谨，不久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军小头目。后郭子兴见他才智过人，郭子兴爱才心切，在其妻妾张夫人的撮合下，把郭子兴战友托付给郭子兴的遗孤，被郭子兴和妻室视为己出的义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为妻（即朱元璋称帝后的马皇后）；由此朱元璋被兵士们称做“朱公子”。
1352年九月二十一日，徐州被元朝军队攻破，农民起义军头领芝麻李战败失踪，徐州城破被元军屠城。
徐州的彭大、赵均用两股农民起义军逃退到了濠洲，濠洲的农民起义军头领接纳了他们。随即徐州系反客为主控制了濠洲，彭大和赵均用两股势力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导致原濠洲的农民起义军内部也发生内斗。
赵均用为人粗俗蛮横，郭子兴对其不待见。而彭大颇有智谋，郭子兴遂专与彭大交往。原濠洲农民军头领孙德崖等趁机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只知道有彭将军，而不知道有你赵将军啊。” 赵均用大怒，受意手下趁郭子兴外出在街市上时将其抓捕、拷打，并囚禁在孙德崖家地窖中。
当时，朱元璋正在淮北一带征战，听闻郭子兴有难，作为郭子兴嫡系的朱元璋立即回濠州相救。朱元璋回到郭家，郭家子弟这时候都是人心惶惶男人们都躲藏起来，谁也不敢相信。朱元璋到后，连朱元璋这个义女婿都不敢相信。
朱元璋在郭家只见到了家中女眷，不见了男人。朱元璋问男人们都到了哪里去了？妇人们谎称不知。朱元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我是家人啊，释疑从我谋，请知舍人安在。” 才取得了郭家的信任。朱元璋与郭家众人分析此次遭难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主君平日厚彭薄赵，祸必自赵，欲脱此难，非彭不可。”于是次日早晨，朱元璋让郭子兴的次夫人张氏携二子求见彭大并说明情况，彭大果然怒赵均用乱来，于是派兵搜救郭子兴。朱元璋随即率兵包围了孙德崖家，从围墙翻入，大肆查找，终于在地窖中找到了被拷打得奄奄一息的郭子兴，将其背出。
1352年十二月，元朝军队贾鲁包围濠洲城，城内农民起义军搁置互相的恩怨合力守城。直至1353年五月贾鲁病死于军中，元军才退兵撤围。是时，濠洲城内粮食消耗殆尽，军民生活极为艰难。朱元璋冒险驾船到怀远县用盐换回数十石粮食，方解了郭子兴一家的吃饭问题。
1353年十月，朱元璋回乡以“元失其政，生民涂炭，盗贼蜂起，群雄逐鹿，不得已从戎，本图自全。”作为号召；并且自称红巾军头领招募兵勇。不久招募兵勇七百余人。
由此可见，朱元璋的说词较红巾军初期的童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及“明王出世，弥勒佛再生” 等号召，更贴近农民，更有号召力。朱元璋把兵勇带回濠洲。郭子兴大喜，任命朱元璋为镇抚。朱元璋仅留24人亲信嫡系（后世称为“淮西二十四将”）跟随自己；其余都交给了其他将领。这24将即形成了朱元璋最初的派系势力核心。
1353年冬，彭大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二王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农民起义军头领之间囿于濠洲城内争权夺利，内斗频繁。朱元璋知此类人胸无大志，不会有大作为；于是在郭子兴的激将下带病南下，带领徐达等二十四人南下图谋定远县。
1354年五月，朱元璋率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用计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于是郭子兴提升朱元璋为总兵官。
1354年六月，朱元璋率领所部三千余人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帮助元军攻打濠洲的定远横涧山的地主“义兵”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兵勇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
缪大亨：定远富豪，地主“义兵”首领，曾纠集义兵协助元军攻打濠州农民起义军；没有攻克，元兵溃败。缪大亨独自带领二万民军和张知院屯驻横涧山，固守了一个多月。朱元璋用计夜袭了他的营地，被攻破，缪大亨和他的儿子没有逃走。第二天天亮，他又收集散兵，列阵以待。朱元璋派他的叔叔缪贞前去劝降。遂投降朱元璋，朱元璋命令他带领所属部队从征。自此，他为太祖多次立功，被提升为元帅。后来，缪大亨领兵攻占了扬州，降服了青军元帅张明鉴。
朱元璋拿下定远城后，有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率众来归附。朱元璋感到二人颇有雄才大略和政治眼光，便与冯国用谈论：“顾定天下，计将安出？”朱元璋遂开始形成图谋天下的政治目的。冯国用建议：“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协调好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1354年六月十九日，郭子兴与彭大、赵均用等克盱眙，二十日克泗州。
1354年七月十八日，朱元璋攻克滁州。攻下了滁州后，其亲侄儿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取名李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朱元璋打下滁州未逾月，彭大、赵均用二王派人来命令朱元璋带兵移驻盱眙、泗州一带。朱元璋认为与彭、赵二人一直关系紧张，也没啥远见，也没啥情谊，自然不服从。没过多久，彭大、赵均用又开始争夺势力范围，自相残杀，战斗一度十分激烈。勇猛善战者死伤殆尽，连鲁淮王彭大也战死了，由其子接替。而郭子兴还受制于盱眙，也几乎遭到二王火并波及，几为吞并遇害。为了救助郭子兴部，朱元璋于是决定迎接郭子兴至滁州，派人劝说永义王赵均用放郭子兴南行曰：“从前大王窘于元兵，投奔濠州，约与郭公共守，以抗元兵。郭公开门接纳大王，推诚相待，恩德非浅，且屈己以事大王，大王不但不思回报，反而听信左右之言要杀他，自剪羽翼，失去豪杰之心，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而且郭公的部队仍然很多，一旦有意外，大王亦岂能独安？莫若善待郭公，使各自守护其所，唇齿相依，才是上策，否则就是唇亡齿寒啊” 又使人贿赂其左右心腹，帮忙劝解。赵均用考虑到朱元璋在滁州兵力不少，就放任郭子兴离开了。很快，郭子兴带领其所部一万余人马来到滁州城。
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在一次检阅诸军时，郭子兴见朱元璋的三万多兵，队伍严整，旗帜鲜明，甲兵洁利，短短几个月就发展得兵强马壮，一时甚是喜悦。郭子兴想就地称王，朱元璋劝阻说：“滁州城是山城，舟楫不通，商人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郭子兴默然，称王之事遂止。
不久，也许是受他人挑拨，也许是郭子兴心生不满，开始猜忌怀疑朱元璋，先是把朱元璋身边掌文案的数人撤走，其中有之前私下投靠来出谋划策的李氏、郭氏，没过多久，郭子兴又要将李善长调至其麾下直属，李善长不愿意去，涕泪交加地跑去跟朱元璋诉说，朱元璋说：“主君的命令，即便是想要我的脑袋，我也不得不给，你怎么敢不过去？”李善长最终没有离开朱元璋，一直跟随其左右。但是，郭子兴对外征讨、攻略城池的带兵之权，再不给朱元璋了。
1354年十一月，元王朝派丞相脱脱率“号称百万大军”出师围剿占据高邮、泰州、扬州的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部；以恢复南北运河的通畅。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部。围困张士诚部于高邮城内月余，城中粮草匮乏。
就在脱脱部就要取得胜利时，元朝庭内派系争斗，1354年十二月十日元朝皇帝削除了脱脱的兵权，元军内部大乱，多有为脱脱打抱不平的。于是不战自退，与农民起义军一触即溃，或者投降成为农民起义军者众多。这一事件成为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此时，虽然高邮元军溃败，但是濠洲城仍然被元军围困，但围城元军已无斗志。朱元璋看到了这一转化，于是组织城中父老乡绅准备牛肉酒食，收敛所缴获的元军马匹，遣父老送还，令父老告元军统帅曰：“城主老病不能出行，谨遣父老犒军。城中皆是良民，之所以结聚，只是防备其他盗贼而已。将军以兵想要猎杀之，民固畏死，不得不抵抗。将军如果抚存之，惟军需是供啊。当今高邮巨寇未灭，非并力不可，奈何舍寇而分兵攻良民啊？” 元军统帅此时已无战意，于是顺水推舟，谓其众曰：“城内若不是良民，岂肯还马啊？” 即日解除包围而离去。
1355年正月一日，滁州农民起义军缺乏粮食，诸将无谋，郭子兴问计于朱元璋。朱元璋建议：和阳粮多民富可取之，但城池坚固。郭子兴命定计策，朱元璋曰：“困守孤城，不是个办法。当今谋划所趋向，惟有和阳可图谋。然而其城小而坚，可以计取，难以力胜。”郭子兴曰：“如何用计？”朱元璋曰：“先前攻”义兵”寨时，得“庐州路义兵”旗号和衣服，今拟仿制三千，选勇敢之士，发型服装打扮成胡人模样，佯装为彼兵。用骆驼载赏赐之物，到和阳城下，就说：”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赚开城门，入城后作内应。另派一只万人队伍跟随其后相距10余里。等到城内内应举火为号，内外夹攻可破城。”郭子兴同意了，于是命其妻弟张天祐率化妆送礼兵士，派赵继祖扮使者先行；耿再成率领大队人马继后。
1355年正月二十一日，张天祐等至陡阳关。和州人听说庐州兵到，随即迎进关内，犒以酒食。
到了约定的日子，张天祐兵因到较远的地方吃饭，耽误了时间。耿再成到达后，等到约定的时间不见城上举火；遂推断张天祐必已进入城中，率领队伍直抵城下，城中守军发觉有兵来攻，急闭城门，用箭矢打击。耿再成迎战不利，中矢而逃，众皆溃散。元兵外出追击三十余里，至千秋坝，日暮收兵而还。
张天祐领兵这时才赶到，恰好与返回的元兵遭遇，急忙突袭之，元军猝不及防大败。张天祐追元军至和州小西门。城上元军抽桥不急，张天祐军夺其桥而登城。元军争桥，总管汤和以刀砍断桥索。张天祐等登城大喊：穿的衣服相同，遇到举火的就消灭之。遂攻占了城门。城北门原先是用木栅封堵的，元兵到达后进不了城，企图用火把木栅栏烧掉；张天祐等又用石头把北门堵死，于是占据了和州城。和州元军守将也先帖木儿仓卒无措，乘夜逃离和州。
再说，另一路耿再成的败兵逃回滁州，误报郭子兴说：“张天佑等人身陷和州城中，生死未卜”。郭子兴大惊，责怪朱元璋失策。不久滁州城南又报，有元军已经到达城南，将要攻打滁州，排遣使者来招降。郭子兴更加恐慌，召朱元璋问计。此时，滁州城农民起义军皆已出动，城中兵力空虚。朱元璋命令集合滁州三门之兵于南门，站满街市道路两旁，然后呼元军使者入城，属下喝叱元军使者跪下膝行来见郭子兴。使者不从，并恶语相对。众人欲杀使者。朱元璋劝阻道：“我军外出，城内空虚，若杀其使者，他们就将说我们怕了。怕使者将城内虚实透露出去以灭口。这样会加速元兵来攻城。不如放其归去，扬以大言虚张声势，彼不知虚实，必然畏惮，不敢进逼。”郭子兴从之，放任使者回去，第二天早上元兵果然退兵。
郭子兴不知张天祐等已拔和州，命朱元璋率兵二千，往和州收拢败卒。至中途，耿再成败兵闻朱元璋来，皆复集合，朱元璋得千馀人，合并为三千人。于是攻占了陡阳关，命诸军皆休息。初昏之时，每个人燃十个火炬作为疑兵。第二天，朱元璋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骁勇数十人潜往和州，日暮至和州，才知道张天祐等已破城而据之。使人呼张天祐，张天祐等至，左右举火，朱元璋脱去甲胄使对方便于辨认自己，遂入城。第二天，安抚城中百姓。
在此之前，张天祐等虽占据了城池，但又害怕不能守住；因此正准备把收缴来的子女财物一起返回滁州。此时，朱元璋带人马至，军心始安，众将开始计划守城之计。二十四日，元军来攻和州，自城西门越过城墙，转攻城北门，朱元璋命打开城门击之。元兵困阻于城墙之上而大败后逃跑。朱元璋遣人报郭子兴，郭子兴遂命朱元璋总领守和州。连战三月，元军数败，解围而去。
在攻下滁州和和州后，朱元璋就用心招贤纳士，笼络人才，得到了很多文士武将的归附，带来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在这些人的劝谏和朱元璋主动学习下，朱元璋的思想和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从争权夺利、强势掠夺、雄霸割据一方的农民起义军头领；向追求王道帝业转化。朱元璋开始整顿军纪，申明纪律，禁止军队抢掠奸淫；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开始有别于红巾军的其他农民起义军；深得百姓的拥护和归附。
1355年二月，刘福通在亳州正式建立起农民起义军政权，国号“宋”，年号“龙凤”，推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皇帝。因为红巾军是从白莲教发展起来的，白莲教信奉“光明之王”，因此又称小明王。而刘福通实际掌握着军政大权。
是时，与郭子兴当年在濠州举事的农民起义军头领俞氏、鲁氏、孙德崖、潘氏四人也因缺粮，率领部队到和州地区就食。孙德崖向朱元璋请求在城中驻军。朱元璋允许了其入城。
然而，农民起义军内部争权夺利的旧习难改，其中有知道郭子兴与孙德崖之间有旧仇；而朱元璋与郭子兴之间又互相猜忌。于是向郭子兴进谗言，诬告朱元璋与孙德崖交好，恐有二心。郭子兴听信后，不几日赶到和州，也不通知朱元璋。
孙德崖听说郭子兴到了和州，对朱元璋说：“你老丈人来了，我将前往别处。”
朱元璋听后大惊，一面急报郭子兴要防备；一面让孙德崖率部离开和州城。
孙德崖军中有朱元璋的挚友，朱元璋在出城送挚友时，突然得到城内两军相斗的消息，立即策马急归。不料被孙德崖之弟抓住。
孙德崖之弟用绳系住朱元璋的脖子，想要加害。朱元璋的挚友强烈反对，“抱头同寝”而免于被迫害。
届时，郭子兴也抓捕了孙德崖，郭子兴用绳子系着孙德崖的脖子，共同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吃饭。
朱元璋的挚友张氏极力在双方之间斡旋说：“不如释放朱公，以出我公。”于是朱元璋得归，郭子兴也将孙德崖释放回去。
至此，这次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内乱才告平息。但是，郭子兴恨透了孙德崖，本想杀之而后快，只是因为交换朱元璋的缘故才勉强释放了他，没能出口恶气，因而一直闷闷不乐，于1355年三月病逝于和州，归葬于滁州。
1355年四月，韩宋小明王委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内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等也表示遵奉大宋龙凤政权。
郭天叙没有统军的才能和经验，加上郭子兴军中大多将士都是朱元璋的亲信和旧友；因此，朱元璋名义上是副帅，实际掌握着实权。由于农民起义军的本性就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私利，追求自身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为人生目标；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争权夺利、争夺权势地位、争夺瓜分势力范围等等内部争斗和摩擦冲突。
1355年五月，朱元璋等的军队苦于久屯和州，外有元军，内缺粮草，遂众头领商议：依托和州，南下江南，粮多富庶，以图发展。但苦无舟师。恰恰在这时，巢湖一带构建水寨以自保的地主富豪武装廖永安、廖永忠、俞廷玉父子等率水师万人、船千艘，前来归附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决定渡过长江南下发展。朱军渡江后，顺利攻占了采石、安徽当涂。
1355年六月攻占当涂时，有当地名士陶安来归附，朱元璋问：“我欲取金陵，如何？” 陶安回答道：“金陵帝王之都，龙盘虎踞，又有长江之险。如果依靠地利优势，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资明公也。” 陶安的话，深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聘陶安为幕府参军。
朱元璋攻打当涂时，有归属元军的当地地主“义兵”元帅陈野先率部来救，被朱元璋击败，被逼投降。然而，陈野先之降并非本意；听说朱元璋准备攻取建康，私下里告知其下属：不要力战，等他们脱逃后会合元军一起攻打朱元璋军。
朱元璋知道陈野先是假降，后来也侦得了他的阴谋；于是召见陈野先并对他说：“人各有志，从元从我，不相强也。” 然后，放纵他离去。
这是由于，朱元璋在长期参与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中形成一种观念，他认为：在当时农民起义群雄四起，武装割据；以及各地地主“义兵”拥兵自保（元朝庭称其为“义兵”）的混乱的社会状态下；朱元璋始终坚持一个的观念：攻心为上，瓦解敌人，化敌为友，为我所用。
这个观念使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断有地主武装“义兵”归附于他，很多敌军将士和俘虏不战而投降于他。
例如：1356年三月，朱元璋二次进攻南京战役中，收降陈兆先部，收降后选择其部骁健500人作为帅账护卫，用而不疑，以致降卒感动，将士个个报效用命。再如：在与陈友谅的战争中，朱元璋更注意用攻心战略瓦解敌军，对所俘将兵，听任去留，不加杀戮。在鄱阳湖战役中，陈友谅尽杀朱军俘虏；而朱元璋却悉数放回，并医其伤者，悼其死者，致使陈友谅很多部将不战而降。
朱元璋攻下溧阳后，陈野先屯兵于南京西南，他一面暗中与守建康（南京）的元军将领福寿勾结抵御朱元璋；另一面写信给朱元璋劝说道：自古攻克建康，必赖舟师，不利步战；因此，应南据溧阳，直捣镇江，示形要与元军打持久战的态势，则不战而破建康。朱元璋知道其在搞缓兵之计，回信说：“历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长江天堑，限隔南北，故须会集舟师，方克成功。今我已渡江，据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舍舟而进，足以克捷；自与晋、隋形同势异。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此迂回之计邪？” 可谓有理有据，理由充分，而又不失于礼节大肚。
1355年七月，朱元璋命徐达等攻取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
1355年九月，都元帅郭天叙、右元帅张天佑率军攻集庆（南京）。陈野先果然叛变，与元军会合，拒战郭天叙、张天祐部于秦淮河上。
郭天叙、张天佑措手不及，战败身亡。而陈野先在追击时被金坛县的地主武装误杀，余部由其子陈兆先率领，攻占并屯驻于方山，与元行省蛮子海牙在采石的舟师互为犄角，窥伺防范驻扎在当涂的朱元璋军进攻。
至此，朱元璋完全掌握了和州的农民起义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帅，郭天叙、张天祐部也归附于他的旗下。
1356年二月，朱元璋大败蛮子海牙舟师于采石，打破了元军对长江和州、采石、当涂段的封锁。
1356年三月一日，朱元璋又亲率大军，水陆并进，进攻集庆（南京），先破陈兆先军于江宁镇，并收降了陈兆先及其部众三万六千人。继而败元军于蒋山（南京东郊），直抵南京城下。
1356年三月十日，朱元璋攻破集庆（南京）城，元守将福寿战死，水军元帅康茂才投降。
攻下集庆（南京）后，朱元璋即改集庆为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大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平章，不久升为丞相。此后，朱元璋即以应天为根据地，分兵略镇江、金坛等地，逐渐发展壮大，开始向江南一带发展，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
朱元璋占领建康（南京）后，即召见元朝官吏和城中百姓，安民告示：“元失其政，所在纷扰，生民涂炭。吾率众至此，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旧业，无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者，吾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吾除之。”
并且说到做到，立即废除元朝的一些苛捐杂税和苛政，于是民心大悦，社会和经济繁荣稳定。这一成功经验朱元璋立即推广，以后凡攻占的地区都废除元朝苛政，减轻人民负担。
行军打仗最优先的是粮饷，过去军队粮饷都是就地解决，谓之“塞粮”；朱元璋将其废除，并命令部属：凡征粮、军需、差役，均“务从宽俭”。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深知农民的不易，凡占领的地区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命令军队垦荒屯田，要求大小将帅：“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此外，提倡节俭，开源节流，尽量减少财政支出和积蓄物力。这些措施都深得民心。
朱元璋对工商业也“斟酌元制，去其弊政”，以收揽人心，促进经济恢复。同时，建立《营条司》负责筹划兴修水利；建立《茶盐课》、《制钱法》、开冶炼、定渔税，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
朱元璋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针对废除元朝苛政，努力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改善人民生活；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民心，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在政治上已经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倾向性，即：以推翻暴元、建立新王朝的宏伟志向。
元朝政治腐朽，对广大人民既有阶级压迫，又有民族压迫，横征暴敛尽失人心。
而在长江以北的刘福通红巾军虽以反元农民起义为号召，但其内部争权夺利、互不隶属、互相争斗；而且改不了元朝苛政的一些恶习：残暴妄杀、掠夺民财、强占毁坏民居、抢掠百姓子女耕牛等等；因此这些农民起义军不但要与元军作战，还要与各地地主武装“义兵”作战。
割据在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和长江下游的张士诚两股农民军，把朱元璋军夹在中间，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并朱元璋的底盘。
陈友谅原为元朝县城小吏，性格骄横轻浮，生活腐败奢侈，为人阴险狠毒自私，做事自以为是好大喜功。
张士诚为人狡诈，行事迂腐；他统治的地区政治腐朽，且投降了元朝，人民不满意他的统治；其后又要求元朝皇帝封他为王，元朝皇帝不允，气恼之下自称吴王，又开始反元。属于政治倾向模糊，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之辈。
朱元璋出身贫苦，曾衣食无着当和尚，流亡四方；因此深知民间疾苦，社会病症，痛狠贪官污吏和元朝苛政，同情社会底层百姓。他参加农民起义军后，勤奋好学，成为农民起义军头领。他接纳了众多地主阶级文人武士，虚心向他们学习，精通了兵法和治国谋略；并在实战中总结经验。掌握一方大权后，他善于接受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
朱元璋最终能够取得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建立明朝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既有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主观积极努力，推翻元朝腐朽政治，推行进步利民政治。故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1357年七月，朱元璋命邓愈率大军南下徽州，邓愈的部属张思镇守休宁。彼时，已有59岁的休宁儒生朱升通过张思认识了邓愈，经邓愈推荐，朱元璋召见，朱升遂赴应天府（今南京），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深表赞同，重用朱升。
朱元璋遂以建康（南京）为政治中心，以江南为根据地，经过几年经营，物资丰富，军力增强，统治地区民心安定，生活改善，有了进行统一事业的条件。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不待朱元璋进攻，率舟师顺长江东下，越过朱元璋军所据的池州，攻占当涂，夺取采石，直逼应天（南京）。两军发起“江东桥战役”：朱元璋利用陈友谅刺杀主帅徐寿辉，军中多有不服，将士离心；以及陈军船大，在河道港岔行动不便的弱点，设计把陈友谅骗至大胜港河道岔，江东桥下，乘落潮之时，陈军船大行动受限，出不了江；朱军乘机击之，大败陈军。
1361年，朱元璋亲率舟师溯长江西上，在安庆大破陈军，进破江州，乘胜攻占蕲、黄、阳新、黄梅、广济等沿江要地。收降南昌、余干、龙泉、吉安陈军。后又攻占抚州。
1363年二月，刘福通携小明王韩林儿从汴梁逃到安丰，元朝不惜重金收买张士诚一同打击刘福通。张士诚派部将吕珍突袭安丰，刘福通和小明王被围困于城中。逾月城中粮尽，刘福通遣人向朱元璋求救。
1363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来援。然而在朱元璋军还未到达前城破，刘福通战死，小明王落荒而逃。朱元璋军到达后，吕珍军已有防备，朱军初战不利；后朱元璋命常遇春率军横击，三战皆捷，大败吕珍，解救小明王；并救济城中饥民军士。朱元璋邀请小明王及其母、妹移驻滁州；并建造宫殿让小明王居住。
1363年四月，陈友谅又造大批战船，带兵60万，进攻南昌，守城朱军凭坚固守。六月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驰援南昌。两军发起“鄱阳湖战役”。朱元璋采用封堵湖口，在鄱阳湖内用灵活机动小船火攻陈军大船。陈军大败，突围时在泾江口遇朱军伏兵截击，陈友谅中箭而死，五万余人投降。陈友谅之子陈理率残部逃回武昌。
1364年正月，朱元璋消灭了长江以南最大的割据势力陈友谅后，就自称”吴王”。
1364年二月，朱元璋率军攻打武昌，陈理投降，朱元璋尽有陈友谅地盘。
1366年，朱元璋发布《平周檄》，历数张士诚的罪行。开始了与张士诚的战争。
1366年，朱元璋派部将廖永忠用船把小明王接到应天（南京），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廖永忠暗中将船凿沉，把小明王沉于江中淹死。（一说是：“遇风浪掀舟没”，即属于意外事故）。
1367年九月，朱元璋军克平江，俘虏张士诚；后张士诚自缢。
之后，朱元璋军迫降方国珍，南征陈友定，基本肃清了南方的割据势力。
遂派徐达、常遇春统兵25万开始北伐灭元。
北伐灭元出兵之前，朱元璋向全国发布《檄文》，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政治号召。利用民族矛盾和强调纪律来争取中原汉民族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同时，又揭露各地地主武装和农民起义军武装等割据势力，“假元号以济私”的迂腐落后的反动本质；实际上是给人民造成巨大灾害。并且还提出各民族要同等看待，反对元朝实行的蒙古族一等，色目人二等，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下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明确表示：蒙古、色目虽非汉族，“愿为臣民者”都和汉民族人民一样看待。
出兵之前，朱元璋又一次重申军队纪律：“谕将士军行所至和破城之时都要遵循：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这些规矩与元朝军队长期养成的嗜杀屠城、强取霸凌、掠人子女等等野蛮恶习，可谓是天壤之别；自然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即位称帝，国号明，即明太祖。
1368年八月，明军大将徐达率大军直捣大都，元顺帝逃往上都。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被推翻。
此后，明朝军队分兵出动，先后平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等地，统一中国。
此后数次遣将北征，打击北元残余势力。洪武四年（1371年），灭夏，平四川；洪武十年（1377年），平云南，逐渐统一全国。
【创立明王朝基业，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皇族分封制并行】
明太祖朱元璋既定天下后，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制，提倡法治，刑用重典。利用“户贴制”详细掌握人口和所拥有土地的情况，以此确定应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设立《里甲制》和《关津制》，严格控制人口迁徙和流动。为加强中央集权制，朱元璋对特别富有的地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他曾经籍没苏州、嘉兴、松江、湖州等地豪族富民的土地；把全国各地近两万户的富民强行迁徙到临濠和南京；避免他们为害地方，也为借其力量，充实和繁荣京师。
为制止官吏的贪污行为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实行苛刑峻法。
同时，朱元璋为了守住朱家王朝，欲让其子孙永远当皇帝，采取了陈旧古老的分封制，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为王，分别派到全国不同的地方为藩王。各设府衙官属，各设护卫兵（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不等）。藩王的权力很大，拥有当地驻军的调动和指挥权。
为了限制藩王对地方中央集权制的干扰，朱元璋同时规定：各藩王不得干预地方民政，除王府外，地方民政都归各级地方官吏掌控。
为了避免权臣专权擅政，朱元璋又规定：诸藩王有移文朝廷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靖难”之权。即：藩王有抓捕擅自滥用职权的官吏押送朝廷，以及有发兵剿灭蒙蔽皇帝和乱政的朝臣的权力。
由此可见，朱元璋当时可谓是费尽心思，自信满满，面面俱到。只可惜，中央集权制和分封制其本质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也为其死后，皇孙和皇子间发生的争夺皇位的三年战争“靖难之役”埋下了起因和伏笔。
“靖难之役”后，永乐皇帝朱棣夺取了皇位，当上皇帝后。把都城迁往他经营多年的北京，又经历了与北方民族的战争和“削藩”战争后，才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
【胡惟庸案，朱元璋反问贪官污吏“焉知杀不完？”】
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法制，刑用重典。他和他的臣属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编写颁布了《大明律》。该律减弱了佃农、雇工、奴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了对地主阶级土地权力的维护。《大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首创了“擅专铨法、纠集朋党者斩”等律法规定。即：防止官员专权而营私舞弊，以及结党营私而谋反。
又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旨在打击豪强、惩治贪官污吏、防止人民流亡等的有关案例和法令。对于触犯《大诰》所列的官员，重者判以：凌迟、枭首、族诛等极重刑罚。
胡惟庸：安徽凤阳府定远县人，与李善长是同乡，与朱元璋同为凤阳府人。1355年朱元璋占领和州后归附朱元璋，任一个小吏。
1367年，李善长在朱元璋政权中位极人臣；胡惟庸贿赂李善长二百黄金，于是经李善长推荐，担任太常寺少卿，不久升任太常寺卿，从此得到重用。后来得知李善长的侄子李佑还没有老婆，就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佑为妻。两人就成为联姻关系，胡惟庸仕途更加一帆风顺。
1370年2月17日，胡惟庸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1370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杨宪是朱元璋长期倚重的情报人员和外交纵横专家；在朱元璋统一中国时期，他的准确的情报和出色的外交，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杨宪一当上中书左丞，手中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就开始报私仇；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在中书省的政务中，杨宪整日与李善长，胡惟庸明争暗斗。他的行为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由于他的资历和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不如李善长，两个势力争斗中必然败下阵来；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杀了。
1371年1月18日，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任右丞相，胡惟庸升任左丞相。这一时期，由于胡惟庸勤于公务、察言观色、领会圣意、行事谨慎；很快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和专宠，很多事情都交由他去办理。
1373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明太祖因丞相人选难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设丞相，胡惟庸于是独专中书省事务。
1373年8月1日，胡惟庸升任中书右丞相。
1373年9月21日，明太祖授胡惟庸特进荣禄大夫。
胡惟庸为此当了多年独相，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明太祖便独断专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不利于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之徒，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竞相奔走于其门，贿送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
大权在握的胡惟庸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利欲熏心，贪得无厌，肆无忌惮的任性权力，玩弄权术攫取财富，同时，开始结党营私，勾结经营利益关系网，经营构建自己的政治势力。
1373年正月，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明太祖大怒，责骂他说：“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户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
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整天沉溺酒色。明太祖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他无功而返，明太祖又严厉斥责他。
上述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乘机召见二人，暗中对两人威逼利诱。两人一向愚勇，见胡惟庸正专权用事，为逃避惩罚，找靠山保官职，便与胡惟庸秘密往来，专事权钱交易、鲸吞国资民财之事。一次，两人到胡惟庸家饮酒，酒酣时，胡惟庸屏退左右，对他俩说：“我等所干的事多不合法，一旦被发觉将怎么办？”两人更加惶恐。胡惟庸于是将自己的主意告诉了他们，令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
大将军徐达极恨胡惟庸的奸恶，向明太祖进言其恶行。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差点被害死，后被福寿揭发免于害。
1375年正月，刘基生病，明太祖派胡惟庸带医生探视，胡惟庸便对刘基下毒。刘基死后，他更加无所顾忌。
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差点大祸临头。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
1377年10月28日，胡惟庸任左丞相，汪广洋又被委任为右丞相。
胡惟庸为相多年，凭着皇帝的宠信，瞒上欺下，结党营私，为所欲为。或内外诸司上书言事，必先取阅，与己不利的就匿而不报；或军政大事不上报皇帝，就自行决定执行。他手中操纵着生杀黜陟之大权，忠臣义士敢于直言者，皆遭到胡惟庸的陷害。朝野之中，人人畏惧。心中虽恨，但口不敢言。地方上一些不学无术、投机取巧而又想谋个一官半职的人，争相走其后门，朝中功臣武将中那些失职犯法的人也多有贿赂。胡惟庸家中，来路不明的金银财宝、名马玩好，数不胜数。
在中书省的时候，胡惟庸曾与陈宁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说：“我会用得着你们。”
胡惟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巨大的占有欲已经是欲壑难填；这时他已经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朱元璋已经成为他攫利的障碍，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冲动。并且感觉朱元璋极易被糊弄和蒙蔽，更加认为“起事”一定能够成功。于是，他就遣太仆寺丞李存义（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的父亲）暗中游说于李善长。李善长年纪已老，已无狂妄之念，又不能坚决拒绝，开始不同意，后来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了。
为了确保其谋反的万无一失，胡惟庸还谋划利用外援，准备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出海招引倭寇，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请求出兵做外应。
1379年，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狂奔过市，不慎坠马，被一辆马车轧死于车下。胡惟庸将驾车的人抓住杀死。明太祖知道后非常生气，要其偿命。胡惟庸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已经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也是胡惟庸该灭，正当胡惟庸等在联络准备时，又发生了“占城贡使事件”。
1379年11月4日在京城又发生了“占城贡使事件”：越南占城国使者来进贡，胡惟庸等人不报告明太祖。进贡的大象和牛把城门堵塞住了，朱元璋的宦官外出看到才知道进贡之事，便回宫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
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暗暗地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互相推诿。明太祖更加愤怒，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究问为首主持的人。不久，赐汪广洋死。汪广洋的妾陈氏欲为他陪死。
朱元璋问知陈氏乃是被选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大怒说：“被选入官的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得到？”便颁下敕令命法司调查。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
胡惟庸和汪广洋被抓进监狱后，很多平时受他们压制迫害的人拍手称快，对胡惟庸结党营私和谋反的图谋也就人准备告发；于是胡惟庸的朋党也就惶惶不可终日。
1380年2月8日，涂节便将祸变阴谋上报，告发胡惟庸。御史中丞商暠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胡惟庸的阴谋。朱元璋大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案件牵扯到陈宁、涂节。
1380年2月12日，廷臣审讯后上报：“涂节本来参与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 于是，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下令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从那时起，中国封建王朝就不再有“丞相”一职，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实行更加扁平化的领导管理体系。
1380年，胡惟庸在被杀头前，最后一次见朱元璋时，仍然顽固的坚持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逐利的”等观念。这些观念是促使他一生中不断的行贿受贿，不断的往上爬的人生价值观。在死到临头时，胡惟庸阴阴的略带嘲讽的问朱元璋：“贪官污吏你杀得完吗？”
而朱元璋则站在帝王的角度，深刻领会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轻蔑的冷冷的反问道：“焉知杀不完？”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对其亲属施行了“族诛”满门抄斩。又追查“胡党”，株连文武官员一万五千多人，朱元璋把这些有胡党嫌疑的人全部杀掉。
胡惟庸死后，他造反的阴谋还没有全部暴露。随着不断的官员贪污受贿案被调查和一些官员被告发和自首，其谋反图谋才不断的被揭露出来；前后竟然延续了十多年，牵涉到胡案中，前后被诛杀的人达三万多人。
1382年，朱元璋设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锦衣卫；其下设镇抚司、法庭、监狱（俗称“天牢”）等。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派人统领；职能是侍卫皇帝、司仪仗、侦察官员重吏、逮捕企图反叛皇帝的勋臣和官僚、施行廷杖。
1385年，李存义自首并告发，得以免死，被贬至崇明（今上海市）。
1385年十一月，朱元璋颁布《大诰》。《大诰》是朱元璋亲主持和自参与写定的刑典，把一些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和刑罚整理成册，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
并且宣布：民可告官。如果有犯《大诰》所列类似案件的官员，庶民可以绑缚官员，手持《大诰》直接到朝廷皇帝处进行庭审，任何人不允许阻拦。
1386年十月，林贤贪腐案暴露，胡惟庸勾结倭寇谋反的事才显现出来。
1388年，蓝玉征讨沙漠时，抓获元朝旧臣封绩，李善长从中斡旋把封绩包庇起来，没有奏告朱元璋。因此封绩密信让后元作外应之事被隐瞒下来。
1390年五月，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自首并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往来情况；李善长包庇封绩的事情败露。封绩被逮捕，审出当时密信让后元作外援的情况；胡惟庸的逆谋进一步大显。
接着，陆仲亨的家奴封贴木也自首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
李善长是明朝的第一号开国功臣，又是朱元璋的亲家；朱元璋大封功臣时，曾经赐给李善长两道免死铁劵。这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朱元璋仍然以“知谋反不检举揭发罪”把李善长及其全家七十多人全部处死。接着，又一次追究“胡党”，又杀了有关联的文武官员一万五千多人。
这样，朱元璋雷霆之怒，前后因《胡党案》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
同时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蓝玉案】
蓝玉：明朝开国功臣，曾经在南征四川和北伐灭元，以及后来征讨后元中屡立功勋，朱元璋非常器重；令其辅佐太子朱标。但是，蓝玉生性骄傲，又粗糙不拘礼节，加之是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小舅子，常常居功自傲，任性放纵，无视规矩，言谈时常显摆自己的功绩抱怨官小待遇低。这些不检点的言行，是他最后遭到锦衣卫起诉有谋反图谋，以及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
1392年5月17日，太子朱标病逝。朱标是朱元璋的嫡长子，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所生。
朱标的性格不像朱元璋霸道、强硬、专横、嗜杀、凶狠、残忍、暴虐、暴躁、不能容忍些许挑战其权威。而更像其母马皇后，温文知礼、宽厚仁慈。
朱标从小拜名儒为师，授其经学，接受正规儒家教育。长大后，在朱元璋的安排下，曾经试着学习处理日常政务。曾提出实行“宽通平易之政”，以缓解朱元璋政务过于强横性。
在诸王子中威信最高，也颇得朱元璋看重。无奈早夭，皇孙朱允炆又生性懦弱。朱标死后，朱元璋性情大变，对如何维持其家族皇权显得过度焦虑、过度烦躁、心无着落、失去信条。其性格中优良的一面被压制，狠恶不好的一面被任性的释放。
1393年，锦衣卫告发大将蓝玉谋反。朱元璋杀了蓝玉，追查同谋，又有文武官员一万五千多人受株连被杀。
这两件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几乎波及到明朝廷一干开国元老和功臣，不少开国元老和功臣因被牵连而被杀。由此，朱元璋的专制残暴和杀功臣的恶名在历史上也就出了名。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皇帝为了确保掌控官吏和权力，热衷设置特务机构作为其个人私下的耳目。
1382年，朱元璋设置锦衣卫；其下设镇抚司、法庭、监狱（俗称“天牢”）等。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派人统领；职能是侍卫皇帝、司仪仗、侦察官员重吏、逮捕企图反叛皇帝的勋臣和官僚、施行廷杖。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1420年由锦衣卫演变设立新的特务机构“东厂”，其职能更加集中为：监察官吏，收集情报，在皇帝直接领导下审理“诏狱”。
到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时期，“东厂”已经演变为朝野畏惧，专为皇帝个人和皇族成员谋取私利，游离于法律之外；进而演化为服务于皇帝和皇族少数人滥用权力的特权机构。
明朝末年，朝政已经腐败到政务阻塞、法律废弛、刑狱滥用的状态。当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开封时，明王朝北方又受到满族的入侵。在西面和北面同时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崇祯皇帝无人可用。他先后任用的肱骨之臣竟然都是从皇帝的监狱中提出来的“犯官”。
反观李自成农民军则是人才聚集，又收纳了数万饥民；在这样的状态下，明王朝的覆灭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明朝覆灭，李自成农民军进入皇宫后发现：鲸吞财富，搜刮民脂民膏，最富有的仍然是明王朝皇族。
纵观历史，事事必有因果，朱元璋暴躁嗜杀，刑罚野蛮残酷，连坐、诛族等残暴严苛陈腐；满门抄斩杀戮过度。这些必然成为朱元璋历史上名声不好，形象被丑化的根本原因。而那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为害霸凌一方的官员贵胄，任凭其找理由、寻起因来刻意美化，都改变不了其罪有应得的名声，以及罪责难逃的惩罚。
【明朝的衰败——富豪不能够救国】朱元璋在明朝初期推行的一系列惩治贪官污吏，严办富豪横行霸道，遏制官商勾结为害地方的措施和法令等；对于废除元朝苛政，扭转皇宫贵族和官宦富豪割据和称霸荼毒一方的社会风气，无疑是起到进步作用的。这与朱元璋曾经饱受贪官污吏祸害，了解农民的疾苦是分不开的。
为保证吏制清廉，朱元璋曾经规定官员贪污60两银子就可以杀头，其整治吏制之严格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和法令的确实执行，保证了明朝初期一百多年有较好的廉洁奉公的政治风气。
政治的清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国家得到了较健康的发展。明朝初期，官员清正廉洁，爱护百姓形成风气在历史上得到了不可否认的赞誉。
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政风开始松驰，特别是从朝廷皇帝等皇宫贵族首先不遵守法令和游离于制度之外，从而自上而下的形成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法令荒废，制度虚设。明朝的政治风气也陡然颓废。
其后，朱元璋的后世不肖子孙们，继承了他的残暴苛政，而丢掉了他的廉洁治吏，丢掉了对皇宫贵族藩王权力的限制。皇亲贵族们穷奢极欲，大肆敛财；各地官吏也相仿效之。以致就连明末农民起义军头领也染上大势敛财中饱私囊的恶习。
到了明朝即将灭亡时，社会财富主要集中于皇亲国戚手中，贫富悬殊达到极点，社会矛盾无法调和。
当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明朝崇祯皇帝想募集士兵保卫北京城，向皇亲贵族，王公大臣们借钱。这些家财万贯、富可敌国、日食国家俸禄者，竟然爱财如命的不愿意拿出分文给国家。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皇后拿出5千两私房钱，作为国丈周奎家捐献给崇祯皇帝的军费开支；竟然被生性吝啬的周奎从中扣了2千两装进自己的腰包，仅捐献了3千两给崇祯。
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官吏，肯定是无可救药的了。不久，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无奈的自缢于景山。那些皇亲贵族，贪官污吏也保不住万贯家私，落得家破人亡，四散猢狲的命运。明王朝276年的历史也就此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