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文始祖季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季札以忠诚信义著称，但却多次拒绝了三次接受王位的机会。为何季札三让王位，引发了历史学者和文化研究者们的讨论和研究。季札的坚持和原则备受人们称赞，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在远古的吴氏祖先中，除了吴始祖泰伯、仲雍道德高尚，被尊为“至德之人”外，吴氏第19代祖先吴季札，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德”之人。在司马迁的《史记 · 吴泰伯世家》中，泰伯是“至德第一人”，但司马迁所用笔墨，充其量只占全文的30%，而对于季札的“至德”和“有节”却占了50%。当代史学界称季札是“儒家前驱”、“江南人文始祖”；日本学者则尊季札为“君子中的君子”。
延陵吴季札像
吴季札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是中国历史上的德者、贤者、智者，被司马迁尊为“至德第三人”。 丹阳延陵九里的季子庙是吴氏宗庙，庙里供奉着季札。季札被世人尊为“贤德大帝”。
之所以后人对季札有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历史上季札也曾力效始祖，而三让王位。
吴王寿梦死后，不得不把王位传给大儿子诸樊。但临终前仍留下遗嘱，“我欲传国及札，尔毋忘寡人之言！” “必授国以次及於季札”（《吴越春秋 · 卷二》》。寿梦要求“兄终弟及”轮流执政，非要传到排行老四的季札手上不可。
诸樊即位后，跟季札曾有几段对话：
诸樊：“前王不忍许其私计，以国传我，我敢不从命乎？”
季札：“夫适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
诸樊：“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周道成就。” “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所习也。”
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夫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无以失节。” “固立子，弃室而耕，乃舍之。”（见《左传 · 襄公十四年》）
以上对话的社会背景是，诸樊执政后，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1年）“庸浦之战”，“伐楚丧”军事失利，襄公十四年，晋向城会吴盟会上的外交失败，引起吴国内政的震荡。诸樊欲让位给季札，以表示对此失败承担责任。而季札坚持不受，并且抛弃家室逊耕延陵，表示自己让王的决心。这是季札第一次让王位。此举是季札从大局出发，支持大哥诸樊继续执政，以挽救吴国的稳定。
季札第二次让王位，是在鲁昭公15年（公元前527年）吴王馀昧临终前。馀昧欲传位给季札，季札不受，而逃之。时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自己偷偷逃避之延陵，再示让位的决心。这次让位，对季札来说，主要是延续自己对诸樊的诺言，继续“守节”。但季札的这一举动，让吴国的王位继承，由“兄终弟及”而变为“父死子及”，甚至也影响了以后我国帝王的世袭制度。此举的对与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公元前515年，季札以国家大局为重，62岁高龄第二次出使中原诸国。在此期间，吴王僚的儿子光（公子光）杀父而篡得王位。季札出使回来后，光已篡位成功。鉴于季札的才能和声望，光考虑要想巩固住王位，季札是否支持尤为重要，必须争取到季札的合作和支持。于是光假惺惺地提出：“致国于季子”。季札对此，则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这是季札第三次让王位。
这一次让位，季札是尊从“礼”、“德”，以社稷为重，顾全大局。 “有节”、“守节”，是季札为人处世，知礼重德思想的再度延续；自己让位，于国于民有利，国泰而民安，是季札的夙愿，也是季札的大智和高义。
季札三让王位，逊耕延陵，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季札的风范，几千年来引领着吴氏子孙和中华儿女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十分深远。
（作者： 杨训 丹阳市原副市长、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名誉会长 编者略有删改）